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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群雕是烈士纪念碑的独特表现形式，展现着革命烈士舍己为国、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由邓小平题名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耸立着一座展现“浩气长存”主题的大型烈士群雕。该群雕于1986年纪念“11·27”大屠杀37周年时落成，高11米，四周各宽7米，雕刻有9位烈士形象，代表着牺牲在集中营的300多名红岩英烈。群雕采用中国传统石窟艺术的“中心塔柱式”结构，由438块红色花岗石以连环组合的方式将其分为四个面，表现出烈士们“宁死不屈”“前仆后继”“坐穿牢底”“迎接曙光”的崇高精神。群雕的右侧，立有一块白色花岗石石碑，碑上雕刻着邓颖超撰写的《烈士群雕铭》。

斯烈士陵园，昔军统特务摧残革命志士之魔窟也。溯自抗战中期以迄解放，革命志士囚禁于此者逾千，而壮烈牺牲者累百。尤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解放前夕，军统特务惨绝人寰之大屠杀，一夕之间，殉难烈士竟达二百余人。解放后合葬于此，因建陵焉。伟哉前驱，血沃歌乐，光照神州。建国以来，感先烈之功，怀先烈之义，谒陵扫墓者，络绎于途。

1939年至1949年，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为主的重庆歌乐山军统集中营，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囚禁和屠杀中共党员、抗日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及其他革命志士的秘密监狱。解放战争时期，被称为“两口活棺材”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其关押人数、酷刑程度、屠杀规模，均超过抗战时期。譬如，1947年至1949年，重庆“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的革命者，如江竹筠、李青林、何雪松等，长期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直至屠杀。著名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中共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川东特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许晓轩，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等，都被囚禁在白公馆监狱，直至屠杀。

重庆解放之前，国民党特务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对革命志士实施了分批屠杀，主要集中在1949年9月6日、10月28日、11月14日、11月27日、11月29日。殉难者中牺牲的民主人士、进步群众与共产党员一起为了新中国的事业，并肩战斗、共赴生死。这其中，距离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国民党当局在溃逃之际，对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革命志士实施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殉难人数高达200余人。

红岩英烈是红岩精神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培育形成了红岩精神，成为狱中革命志士坚定党性的精神本源。1948年4月至1949年11月，面对川东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严峻形势，被捕入狱的革命志士无惧生死、坚持战斗。他们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狱中临时党支部和革命骨干的带领下，围绕“忠诚与背叛”“党内教育与实际斗争”“作风与党性”“整顿与惩办”等重要关系展开了深刻的讨论，嘱托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把东西交给党组织，这就是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完成的3万多字的报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狱中八条”是这份报告的精华内容，又称为“狱中意见”，体现了红岩英烈崇高的党性修养。其中，前六条是导致川东党组织大破坏的六方面问题，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层面，涉及理想信念、党性修养途径、对党忠诚要求、“左”倾认识、对敌斗争本领、作风建设等问题，均与党性修养不足有关。第七、第八条是解决办法：首先，通过整党整风等思想教育方式解决问题；其次，对严重违反党规党纪的党员、干部必须坚决惩办。这份血泪嘱托是红岩英烈用鲜血和生命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为广大党员敲响了“党性修养一刻也不能松懈”的警钟，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铭文短短200余字，记录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重庆歌乐山囚禁、屠杀大批革命志士的罪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缅怀英烈、建造群雕的胜举。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系列大屠杀，300多人恨饮枪弹，倒在了黎明前夕。据统计，这310位英烈中有28人出生于1921年，牺牲于1949年，他们好像为党而生、为国而死，把毕生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

他们有的出身优渥，却甘愿为穷苦人牺牲奋斗，如刘国鋕，面对亲友的积极营救，他表示“决不背叛革命”；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宁死不泄露党的机密，如江竹筠，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567800金沙，她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他们坚持自我革命、时刻为党分忧，面对失败的惨痛教训，他们总结出“狱中八条”，为党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血泪嘱托。支撑他们以身殉志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坚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才是值得奉献终身的事业。正因为此，他们对真理的执着超越对生命的本能渴望，对国家命运的求索超越个人的生死荣辱，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与光大了伟大的红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