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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公职人员反映参与企业活动遇到突发情况需临时决定是否用餐时拿捏不准。”广州市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王煜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公职人员会求助领导，但哪怕是相关领导也会把握不准或找不到政策依据，最终回复：“从严掌握吧。”于是，“从严总归没错”的观念下，拒绝企业邀约成了默认做法。

同样地，企业家也很纠结。沈艳斌是广州市尤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坦言，平常与政府部门交往时，他总是会纠结。有一次，看到连续走访好几家企业的地方政府人员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沈艳斌想在活动结束后邀请他们吃个便饭、用个工作餐。但他很快又开始纠结，既担心此举会触犯纪律红线，给公职人员带去麻烦，也担心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几经挣扎后，沈艳斌还是没有开口。

然而，《指引》中的案例表明，这类行为并非“一刀切”地被认定为违规。王煜群说，持个人护照执行公务的行为，从动机上看，是为了拓展企业的海外业务；从客观条件看，出国(境)任务时间紧，正常的因公出国(境)审批程序不适应紧急情况需要；从程序方法看，履行了请示报告和审批手续；从性质程度看，没有为个人谋取私利；从后果影响看，客观上有利于国有企业经营发展。

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一部分原因正是政商交往中的“灰色地带”带来的困扰。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罗进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地方政府官员宁愿“清”而不“亲”，是因为当前政商交往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容错免责机制不完善，“亲”“清”政商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还没有具体化、指标化，让服务意识和执政能力欠佳的领导干部选择性履行职能。

此次《指引》的出台正是对此的补充。王煜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引》的出台，一是满足企业需求，随着政商交往场景的丰富，企业对政策的明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满足政府需求，尽管公职人员对政商交往原则有所了解，但在具体操作中对边界的把握仍然不够清晰，“这些顾虑有的源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有的则是因自我设限和层层加码导致的”。

比如场景。《指引》采取了场景化分类的方式，总结了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的困惑。王煜群说，事实上，有企业希望进一步丰富场景设置，但考虑到篇幅和实际需要新普京手机娱乐，最终选取了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的、大家反映集中、具有代表性且比较常见的六大政商交往场景。目前，他们还在收集和研究新场景和新问题，未来将结合《指引》实施情况，结合工作实践，适时推出第二批《指引》。